在海外生活了十年，尤其是法轮功被镇压以后我对中共的本质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当我看了著名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后，一下子全明白了，共产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灵。我回忆起我在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下生活的三十年，简直不寒而栗，那时的我无疑是亿万个被邪灵控制的牺牲品之一。我庆幸自己修炼法轮功，走上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我深深的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要让更多更多的人们了解真象，从邪灵中解脱出来。当备受痛苦的中国人民觉醒时，中华民族才会有希望。

一、上小学

我是64年出生的，6岁时上了小学，正值文革中期。我们教室里挂满了毛主席语录。每天上课前都要齐声背诵几条语录或默写。学生们每人书包里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在班上第一批加入了红小兵，每天左臂上戴一个红小兵的徽章。后来红小兵改称为少先队，即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每位光荣入队的队员会得到一条红领巾，每天到校一定要把红领巾戴在脖子上，忘戴的，不准进班，要回家去取。我的一条红领巾用了几年，都洗得发白了。那时哪位学生没有戴红领巾，就属于表现不好，落后的。所以学生们个个争着写入队申请书，有的尽量巴结老师，好早点入少先队。

学校成立了文工团，要求少先队员们积极参加。我加入了舞蹈团。我学的第一个舞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去练舞。我们跳着忠字舞的舞步，边跳边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后来这个舞还参加了区里的比赛获得了名次。除了舞蹈团的活动外，我们还要参加“三跳”活动，即跳绳子、跳皮筋、踢毽子。我记得跳皮筋用的歌曲是斗私批修，“学习雷锋好榜样”等之类的。

我们还常上忆苦思甜的课，学校领导请来苦大仇深的农民做报告，痛诉地主剥削他们的罪行。我们去市博物馆参观刘文彩的收租院，讲解员讲解地主剥削农民的血泪史。老师每次都要求我们回家写一篇观感，主题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们还到市中山公园去搞长征模拟表演，体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英雄壮举。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爬铁锁桥，还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毛主习当年在那工作的旧居。

学校还常组织我们看样板戏和歌颂共产党的现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大家都学唱样板戏，少先队员们在文艺汇演时表演“红灯记”，“沙家浜”片断，十岁的小女孩唱李奶奶，沙奶奶。我们常排着队，由老师领着到电影院看电影，当时看这一类电影成了小学生的乐事。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听说一个学生家长的单位那天晚上要放最新影片“洪湖赤卫队”，讲共产党解救湖北水乡渔民的故事。那个单位很远，我们几个人很想看这部片子，没有钱坐公车，就决定步行前去。我们走了一下午，四个多小时，赶到那时电影已放映了一半。大人们很佩服我们的精神，一个个向我们伸出拇指来。

那时我们还要拾草积肥，每个学生要交一定数额的绿草，支援人民公社。记得我那时一放学后就背个篓子上我们家对面的山上去割草，第二天背到学校去上交。学校的操场上每天都堆起小山似的草堆。我们再把他们一小捆一小捆的压缩起来，排着队背着它们送到附近的公社里去，边走边唱“我是公社小社员”。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回收废铁，支援工业建设。放学回家的路上谁一看到铁片、铁丝、小螺丝钉等，都急忙拣起来，放回家积攒，到时交到学校去。有时我在外面实在找不到废铁了，就请父母把家里的铁钉、铁丝、旧铁锅拿出来上交。

记得我们那时每个学生都有一件草绿军装，大家平时常穿着去上学，尤其一到集体活动时，全校师生清一色穿绿军装。我们还常常搞军训，端起用于训练的假枪“杀！杀！杀！”喊个不已。女学生们也练得个个声音高昂洪亮。

老师还要我们写大纸报，大标语。父亲让我很小时就练毛笔字，所以我当时在学校同龄人中算是写书法的佼佼者，学生会来找我写标语，大字报，诸如“造反有理”，“批林批孔”，“揭批走资派”等等。当时学校还开了外语课，我们班是五年级，开的是俄语科。那时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全国学生们的英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也成了我们的口头禅。我们班集体罢课硬是把那位教俄语的老师赶走了。我当时和几个班干部合伙写了一张大字报，我抄好，第二天大家把它贴在学校工宣队办公室前，工宣队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进驻学校监督领导的。我们的行为很受工宣队的赞扬，他们还在全校大会上称我们为“革命闯将”。我们几个当时是班上第一批光荣加入红卫兵的成员。不久那位外语老师被校领导撤职了。

回忆起上小学的经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毛泽东的逝世。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沉重的哀乐声。我看到奶奶和一位来看奶奶的阿姨失声痛哭，原来毛主席逝世了。我也禁不住跟着哭起来。“东方红，太阳升，……”这是我在小学学的第一首歌。

那时老师还要求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我家里有两套金装的毛选，有一套我拿来用。我记得大概是70年妈妈被厂党委派为带队干部，带领厂职工的年轻子女到边远的农村下放改造，当时全国青年都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山的道路。妈妈一走就是一年多。奶奶照顾我和弟弟。爸爸早出晚归，他当时在厂宣传队负责宣传工作，他要画宣传画，还要组织文艺宣传活动。我每天晚上静静的学毛选，那时没有电，家家用煤油灯。爸爸自做了一个干电池的小灯。每晚我就在微弱的灯光下读毛选。很多字，词汇不认识，我细心查字，还认真写日记，比如我写道：“今天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越学心里越亮堂。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奶奶见我很晚还在学，会心疼的劝我睡觉，或做碗热汤端给我。她很为我骄傲，说我小小年龄，志向远大。

奶奶是小商出身，丈夫很早去世了，她一人拖大三个女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她的三个女儿都进了大城市，上学或工作。她常对人说毛主席解放了她，万恶的旧社会让她受尽了苦。奶奶总爱给我讲报恩的故事，如儿子孝顺父母啊，受人之恩不忘啊之类的。有一次她若有所思的对我说，她一辈子忘不了几个善良的大哥，即她丈夫生前的几个朋友。当她们母女四口人揭不开锅时他们悄悄送来一点吃的解救她们。我问她为什么解放后不去找他们。她说他们是国民党的人，战后可能早死了。我感到奶奶心中的苦衷，我很害怕再问她什么，当时对国民党有好感的可危险了，那就是划清界线的问题。

“大救星”去世了，奶奶哭成了泪人。全国上下沉浸在沉痛的悲哀之中。我们学校整天放哀乐，还组织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前我告诉老师我负责做全班的小百花。爸爸很会做这种花，象店里卖的一样精致。我和爸爸，奶奶也帮忙，一起连夜赶制了几十个小百花。第二天我带着花赶到学校去。全校师生都排好了队，整个操场站满了人，每人左臂上戴上黑袖章，队伍缓缓前移，到台前向毛主席遗像告别，那儿摆满了花圈和百花。班主任正急得满头是汗，因为我来晚了，只有我们班的学生胸前没戴小百花。她一见我，气急败坏，说不出话来。当她看到我做的花时，整张脸笑开了，“做得真好！辛苦了”。

二、进中学

“四人班”被粉碎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扬眉吐气，“春天来到了”，收音机里经常播放这首歌曲。风向一下转了一百八十度，高考制度恢复了，“臭老九”释放出来了，懂专业的被专政过的老师们纷纷平反上岗。全市所有的小学、中学都按水平划分级别，我上的小学是第三类学校。我正值进中学，爸爸托熟人给我转到了全市第一类中学去读书。当时还没有中考制，班上来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推荐的优秀学生。

我开始感到了压力，我没学过英语，整个小学阶段我在学校没学什么，整天搞活动，全身心的投入。现在每天紧张的学习，考试评分，排队。我排在很后面，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前无忧无虑的我尝到了什么叫自悲的滋味。奶奶听不到了我的歌声，一放学我就扎进书堆里看书做作业，吃完晚饭我又做，有时做到半夜，早上又起早床背英语单词。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超负荷量的学习，我的肾炎病复发了。我后来在学校住读，以便节约时间学习。爸爸每天一清早坐车到学校给我送熬好的中药。每天我要喝一罐子苦药。我咬着牙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学习慢慢的跟上来了。

除了紧张的学习外，年级的政治辅导员从未放松过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共青团员。由于我历来的政治档案有良好的记载，我在班上轻轻松松的第一批入了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成了班上的团支书。那时中央强调抓两个建设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辅导员要我们艰苦朴素，这是党的传统，以促进国家的物质文明。我的许多同班同学还穿绿军装上课，女学生们不敢穿花俏一点的衣服，怕别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这个当团支书的更是注意。记得妈妈给我做两件春装，让我选花布。我选了暗酱色条纹布。做好后穿上试试，奶奶说太老气了，色调适合四十岁的妇女穿。

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年级领导安排每个班每天读报二十分钟，读的是“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那时学生们又开始学习雷锋做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促进精神文明。我们班的班干部主动到火车站去扫地，扫厕所，扶老携幼。我们从火车站回家后累得腰酸背疼，晚上还要复习功课。当时学校的学习非常紧张，我们还到汽车站去维持公共交通。辅导员知道后马上找同学写稿件贴在宣传栏里，表扬我们。宣传栏经常登些表扬稿，如拾金不昧啦，舍己为人啦。

年级里定期组织歌咏比赛。我们年级有七个班，每班约60多人。七个班进行比赛，看哪个班唱得好。于是班主任每天下午安排时间让学生练歌。我们唱的歌多半是“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社会主义好”，“我的祖国”等。

为了推动精神文明的建设，学校组织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那时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许多前线士兵受伤或战死。学校请来残废的英雄们介绍他们作战的事迹。他们讲那儿的环境如何恐怖，那儿的人如何狠毒，勇士们如何用身躯在地雷区滚出一条血路来，如何用残臂端枪扫倒一批批越南士兵。全校师生们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冲破云霄。

一进入高中一年级、二年级，就是老师们称谓的冲刺阶段，学生们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况。一切围着高考转，只有考上大学，才会有出息，这成了家长们、老师们、学生们和周围人的共识。我们年级里有位政治老师在上一届高考时猜准了政治考题的百分之七十，他一下名声大振，今年大家把政治考题的重任又压在他身上。他给考生们准备了无数的复习题，针对事实问答的复习资料一叠又一叠的发给学生，以便提高猜中率。我们那时每天都要背政治题目，比如党的新时期的方针政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等等，我们还要大量的做其它学科的复习题，太累了，这种奋斗。

我问自己，难道只有如周围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学习、去拼搏，才会有前途有出息吗？为什么我们会被摆弄来摆弄去呢？一会儿不准学习，正如小学的那断荒废的日子，当时我们都在听党的话啊，现在一会儿又被逼着学习。谁考不上大学就象当年谁没有戴有红领巾一样，属于落后，不争气者。到底什么是衡量的标准？党的政策？为什么它今天一个样，明天却另一个样？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成工贼，当时学校走廊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之后报纸全仍进纸篓里，党中央的一句话，他又被平反了。

三、大学生活

终于我告别了中学的生涯，82年步入了大学的门槛。考大学前的所有压力全抛掷脑后，我感到疲倦，一种放松后的疲倦。我对政治越来越觉得乏味无聊。我喜欢静静的躺在草地上听轻音乐，我喜欢读诗歌，如泰戈尔的，还有中国古诗名句。

大学里的老师一看我的政治档案，便要我当系里的宣传委员和班干部。我无法推脱，服从组织安排已习惯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学已不同于中学时代。校园里开始风行舞会，跳迪斯科，每周周末都有由系或班举办的舞会。当时大家称之为现代派，赶时代潮流。女生们打扮的越来越俏丽，开始有女生烫卷发，涂脂抹粉。老教授在课堂上称其为不务正业。学生们称他们为“老古懂”，认为这是两代人的鸿沟问题。

当时学校的学生会和团委威力很大，办事雷厉风行，只要中央有什么精神，马上贯彻执行，不打折扣。每次我们办黑板报都由他们规定主题，大标语。他们会去一个班一个班的检查、评比。他们还搞团干培训，演讲比赛，如竞赛题目为“改革开放之我见”，“做新时代的新人”等等。我有一次被推荐去参加演讲比赛，得了二等奖，得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的奖品。我当时花了好些时间准备这个演讲。

八十年初中央强调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有一次三千名日本青年被邀请到我们城市进行参观交流。我们大学接到市政府的指令，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校学生会和团委为此忙乎了三个月，准备了一系列的文艺节目，其中还有上百人的大型日本民间舞蹈。女大学生们每天下午在大操场上排练。全校的热门话题就是日本，寝室、教室里到处听到日本音乐，大家都在抓紧排练。学校的黑板报也都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宣传。那天全校师生早早来到市青年文化宫等候三千名日本青年的到来。我当时在一个欢迎队里，每人手上举一个欢迎的小旗。大家等了一上午，中午时日本青年到了，于是整个文化宫里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等所有的活动举行完毕时，整个下午又耗过去了。我们并不明白到底意义何在，只是上面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得这样做，就如同我在小学、中学被这样教育的一样。

考進大学后我对政治活动越来越不感兴趣，能躲避的我就躲避。但是对政治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任务分给你，你得干。考试出政治问答，你得复习。你周围的环境和你息息相关，你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你必须在这个空气中呼吸，在这个氛围中生存。记得有一次系里搞了一次政治时事测试题，有一问是“谁是当政的国家副主席”，我答不上来。后来系里搞政治的副主任在一次学生骨干政治学习会上拿这个当笑柄。他没点我的名字，可我当时脸红到了脖子根上，恨不得钻到地里去。可没想到，我这个不喜欢政治的人，在班上第一个入了党。我的班主任，也是系里的党支书，一直对我的印象很好，让我当学习委员。她找我谈话，说我各方面条件很好，家里政治背景好。我爸爸妈妈都是党员，而且是党的基层干部。她说我这样的人正是党支部培养的对象，还告诉我入党对我今后的前途会有很大的帮助，让我早点写入党申请书。当时中央有指令要多发展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我慎重的写了申请书，不久我就成了全班第一个共产党员，我那时才20岁。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全系老师们每周有一次政治学习，党员们每周要过一次党组织生活，除了交党费外，主要是传达和讨论党的文件。这个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枯燥的念文件，不疼不痒的谈体会，汇报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丝毫谈不出什么来，轮到我发言时就心跳、脸红、吱唔，好在那些老师都了解我，最后让我做发言记录员，我才自在多了，因为我可以不用发言了。

没想到系领导还要我兼职教新入学的大学生一门新开的政治课，叫德育课。为了在改革开放中杜绝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央强调对青年知识分子進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这门课教学生共产主义的理想、品德，等等。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于是一位搞了多年行政工作的老师编写了一本书，我听说他为此很快被提升成副教授。我用这本书机械的教学生，没有乐趣。我最怕改学生的考卷，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就等于说每个考生都得一个政治分数。当年，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对我進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现在我也对我的学生们進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许我的学生以后也象我这样教他的学生。一届届、一代代永远被党的思想来控制。

记得系里的老师们当时最关心的话题是，哪篇小说、哪篇报告文学被禁了，哪位文人被审查了，哪位作者被点名批评了，那时中央正在严厉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老师中大部分是中年知识分子，一些老师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过，政治斗争的痛苦经历把他们造就得神经紧张，小心谨慎，自我封闭和自我保护。他们中有的默默的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聊以自慰，有的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毫无追求，打发日子。我认识学校两位很受人尊重、学问渊博的老教授，反右派中他们受过整，落得一身疾病，一生凄苦。六十多一点就去世了。那时我常想跟他们比年轻的一代要幸运得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89年时，我在大学已工作了三年，我和一位同事到北京去玩，没想到到那儿后不几天，发生了学生们在天安门请愿的事件。那之后的一周我每天都到天安门去观看。有一次整个广场上挤满了人，工农商学，各阶层人士举着牌子游行支持学生请愿，要求政府民主改革。还记得一个名牌大学的老师们也出来游行，他们举的牌子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还有的队伍举的牌子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装不下人们的怨愤”。观看游行的人们不断鼓掌，叫好。我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那时看到了人们的勇气，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也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不料，风声越来越紧，说北京马上要戒严。我和同事便在五月底回家了。回来后我们向系里同事们大讲北京的见闻。个个来听，大家都支持北京学生的壮举。6月4日那天，当我来到系里时，听到了哭声，万没想到学生们被政府残酷的镇压，说他们是暴徒。几个老师痛苦的哭了，说不相信政府会这样。

那以后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我了解到士兵们的坦克如何碾过手无寸铁的学生，中共如何抓捕学生头子和惩治支持学生运动的知名人士。我无法忍受中央电视台的谎言。那段日子我如坐针毡，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和绝望。从小到大我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党把学生们送上断头台，还无耻的造谣，诬蔑，欺骗。我当时萌生了很强烈的愿望，早晚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国度。

接下来让我更受不了的是系里不断开会念文件，传达中央指示。每个人要谈认识，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从那以后系里再也听不到有人公开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了。终于系领导知道了我去过北京，让我写材料。我写了我当时听到的看到的事，没有写任何我的认识。系里党支书，也是当年发展我入党的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我的报告过不了关。我告诉她，我如果没有去过天安门的话我会相信政府说的，可我亲眼看到的那些不是暴徒啊。她说：你是个共产党员，不相信自己的党？我很替你难过。她一脸严肃并且很为我伤心。我很坚定的对她说我可以退党。她非常惊讶，说让我回家冷静考虑考虑。那以后她没再找我谈这个话题了，我也没被开除党籍。我想是她不忍心让我卷入政治的不幸之中。

可是事情还没完，中央有规定所有年轻的大学教师都要到基层去锻炼一年，系里的老师们私下称之其为文革的洗脑教育。我和十几名年轻教师下放到了一个边远的的大机械制造厂，在那儿下车间和工人们在机床边工作了一年。我的双手结了茧子。工人们很尊重我们也很同情我们，他们不能想象我们的工资那样低，他们常常把他们分到的鱼肉给我们吃，还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吃好的补补营养。他们私下对我们说：还是没知识的好，看看你们有知识的不是被杀就是被压。

四、回国探亲

93年，我近三十岁，终于出国来到了欧洲。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自由自在。从此没有了政治学习，没有了党支书及辅导员对你的压力，没有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再也听不到什么几号几号红头文件，什么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了。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生活，你的未来，你有了自己的思想，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起初西人朋友们告诉我最多的话题是：中共如何镇压西藏。我十分震惊，我在国内从没听说过西藏被镇压过，相反藏农如何感谢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是他们的大救星。我从西方的电视中看到了关于西藏的报道，又看了在海外发行的中文书和电影，他们在中国都被禁止发行和上映。我惊讶极了，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吃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大跃進年代人们成批成批的累死饿死在炼钢炉前，我要不出国的话，怎能了解到这些？我也会和上亿的中国人一样蒙在鼓里。

96年我回国探亲了一趟，我把我在国外了解到的告诉了亲朋好友，他们中有人立即板着脸对我说：你在西方中毒太深，没出去多长时间就忘了生你养你的祖国。听后我好一阵心凉，我不出国的话也会象他们这样想。这儿的空气真是浑浊窒息，不呼吸新鲜空气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我回去后被亲朋好友陪去逛商店，超市。我感到国内几年来的变化很大，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了，人们可以买到外国名牌、名货。其价格比国外的还要贵。但是似乎买的人还很多。市中心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出租车满街飞跑。可和国外比，脏、乱、差的感觉很强烈，而且听说失业人数大得惊人。一些我以前认识的阿姨才四十多岁就被单位要求退休了，许多公司不景气或倒闭。失业者为了赚钱，就私下的什么都干，在黑赌场打工，在宾馆接客，毫无选择，只要能捞钞票。我听朋友谈轶闻趣事，不免感叹，人们的道德规范已经没有了，以前谈起谁有生活问题都当成丑事来鄙视，如今谁有外遇，婚外恋都是小事一桩，甚至被视为有能耐，活得开心。人们的道德水平的下滑和物质水平的表面提高严重脱节。

我还去拜访了我的大学老师、同事们，他们请我给青年教师和学生负责人谈谈我在西方生活的体会。我那天去的时候老师们正在开会，我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等了半天，正如我当年经历的那样，系领导讲话，党支书讲话，大家讨论，会议拖了一下午。大家都很疲劳，青年教师们仍愿意我给他们讲讲。听后他们说很长见识，还说我的变化很大，以前不爱发言，现在讲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他们问我出去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就象小鸟飞出了笼子，自由自在的翱翔。我看得出他们眼中的羡慕。

事后和一位老师交谈时她告诉我，我的党籍仍然保留着。我惊讶的问，不是一年内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吗？我都出国了好几年了？她说，原则上是这样的，但也没人查问，我们对你的印象很好，觉得你如果哪一天又回来工作了，还有党籍，对你的前途还是有好处的……我苦苦的笑了，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她对我是出于好心。党票在中国人眼里如同通行证，走到哪儿都管用，似乎到了海外还应留个后路。

后来我们转了话题，她很佩服我，说我都三十岁了还在国外考上大学读书。她问我是否吃得消。我告诉她我在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好。她说难怪看我红光满面。我还告诉她如果我不学法轮功的话早就缀学了，我曾患过胃病，很厉害，后来我父母从国内给我寄来法轮功的书，他们都在炼，效果很好。我便开始试试，不到两周我的胃病就好了，我后来学习得很轻松。她很惊讶，说她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在炼法轮功，他们还劝她也炼。

我还去看了我的两个中学好友，她们都已是单位的处级干部了。我们还存有二十年前我们的合影。照片上我们穿着简朴的白上衣、蓝布裤、球鞋，在一个桥边手挽着手站着。那时我们上初中三年级。我们的笑容很天真、纯朴。她们才三十多岁，上下班都有单位的司机接送。请我上宾馆去吃饭，也都是司机开车来接。她们被单位派出过国，到过香港、美国、法国等。她们的小孩都是在全市最好的小学上学。我已找不到了当年他们纯真的笑，她们现在笑得很频繁，可我感觉那是一种官场上养成的应付的笑，大概从政的人都要顺应一套处世哲学吧。她们不理解的问，我都漂洋过海了怎么还这么斯文、单纯，这在国内可吃不开的。当她们得知我每天在家炼气功，即炼法轮功时，就使劲的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有那个闲功夫搞迷信，劝我赶快放弃。我看到我们之间的差距很大很大了。

五、法轮功

出国不久我就准备上大学，我去上语言训练班，一年后我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我开始学习文学语言专业。一年后我得了胃病，我知道是由于学习的强大压力造成的。我去看医生，吃止痛片，每天好几片。半年来，我换了好几个医生，病还不好，药的副作用却增大，我的精神更紧张了。就在这时我的父母给我寄来法轮功的书和炼功带，告诉我他们炼后效果特别好，希望我无论如何要试试。我不抱希望的拿起书来看，没想到一看就放不下了，一本书连夜看完。第二天起床后我就开始炼功，便每天坚持炼，两周后我发现我的胃疼消失了。从此我的记忆力增强，学习起来效率很高，最后毕业时获得很理想的成绩，主考的教授和老师们很惊讶，因为这在外国学生中很少见。

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法轮功，他的真善忍的原则指导我生活，提高心性，不断去掉执著，获得身心的健康。我感到我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我有了自己真正的信仰，它绝不是外来强加给我的，而是我本性的渴求和回归。我无以言表我的幸福，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我开始向朋友和邻居们介绍法轮功，98年初我在家设了一个炼功点，在大学里贴炼功的广告。有人给我打电话，要看书学功，这样一个组就成立了，一直保留至今，期间不断有新人来。

99年北京中南海的4.25事件发生后，我还想不会出事的，不是有国家领导人支持吗？7月20后我开始十分担忧，不久中央取缔了法轮功并大张旗鼓的对之诬陷打击，我知道一场浩劫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儿的西方著名杂志也刊登了中共的宣传，我的邻居们不理我和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位西人，他看到我炼法轮功的效果后，也开始炼，而且越来越相信。那时邻居们见到我俩就象躲瘟神似的急忙避开。中共无耻的诬陷造谣从镇压的一开始就延伸到了海外。

当我得知赵金华被打死的消息后，我哭了，这是人们知道的第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打死的案例。我决定走出去告诉人们：善良的人在中国被打死。我们先告诉邻居真象，他们说他们看了报道后感到害怕，但觉得我们不是那种人，相反对我们的印象始终很好。我和同修们一起举办信息咨询活动，我们挂出被打学员的图片并征签制止迫害，路人惊呆了，不相信在中国有这种事发生。我们走南去北，从西到东，几年来大家参加了一系列的反迫害活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迫害并支持我们反迫害。

两年多前我听说爸爸被开除了党籍。爸爸和妈妈是95年开始炼法轮功的。镇压开始后他们的上级朋友好心的劝他们放弃，不要受牵连。他们不放弃。爸爸当了好几年的义务辅导员，在机关大院的宿舍区很出名。爸爸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要他放弃，否则退党。爸爸选择了退党。他有几十年的党龄，曾任机关办公室的副主任许多年，为人厚道，朴实，不和人争名争利，很受人信赖。他因给上级领导提过意见，便一直受挤压，许多年不让提升和增工资。退休后他和妈妈一道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心情愉快，生活充实。他们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工作了一辈子，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们幸福的呢？镇压后他们不仅不放弃修炼还向周围人讲法轮功的真象。

得知爸爸退党后我写信转告他：“值得庆幸，退出这样一个党，一个不相信神的党是邪恶的”。仔细想想从镇压以来中共政府采用了一切古今中外的邪恶手法来对付法轮功学员，卑鄙邪恶之极无与伦比。最早让我认清它的面目的是六四屠杀，如今它登峰造极的迫害法轮功，其邪恶在世人面前已暴露无遗，它还能掩盖什么呢？邪恶的末日不会久长。

痛心的是亿万中国人民还在它的魔掌下生活、被毒害。我有一次打电话到北京，没想到电话打到一个中学生的宿舍楼。我告诉接电话的女孩我从海外打来，想给她讲讲法轮功在中国的迫害。她一口咬定法轮功是x教，害怕得不让我讲。我又试着讲了一些并请她给我邮电地址，我好寄给她资料看。她急忙给了我，还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就挂了电话。我试着给她寄了几次邮电，但都被打回来了。我又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另外几个女孩。当我问起那位女孩来并谈到法轮功时，她们大声的说：“我们老师不让我们理你，你要拉我们上当，办不到！”啪，电话挂了。

记得当年我上小学那会儿，学生们最听老师的话，老师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我每学期被评为“三好生”，我在小学获得的各种奖状有厚厚的一叠，奶奶以此最替我骄傲了。然而我的整个小学生活就这样无情的被政治吞没了。我们接受的“做党的永不生绣的螺丝钉”的教育年复一年，个个被培养成温驯听话，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工具。那是七十年代的事，直到今天党还在指引着学校，老师们还在教育学生们听党的话。天真无瑕的学生们就象我们当年蒙在鼓里一样被欺骗被愚弄。可怜的下一代人又列入被毁掉之中。

我给我那两位在单位当处级干部的好友打电话讲法轮功的事，她们明显的不高兴，说我受西方宣传的毒害太深。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吗？还劝我回国看看就知道真象了。我努力讲迫害，她们对我说她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能生活的安宁，好就行了。我想她们关心的是她们在党内的地位，如果不和其保持一致就会丢了乌纱帽。看到当年和我一样纯真而被愚弄的好友，我的同辈人如今还深深的置根于党的土壤中，被其腐蚀，我感到莫大的悲哀。

2001年我被一个西方公司请去当教学翻译，几十个从中国来的不满20岁的学生在该公司搞技术培训，中方的公司要买西方公司的机器设备。刚接触时我问他们知不知道法轮功，他们让我讲讲，都很感兴趣的听着。我又带去了几十本真象小册子给他们，他们一抢而光。第二天当他们再见到我时，我一下感到所有人和我拉开了距离。在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学生问我，我还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爱国？他们中的一位带队的年轻队长也异样的笑着说：锻练锻练身体嘛，没关系，和政府对着干，是玩命的事，我们都是还要回去的人啦。后来他们中带队的老工程师也善意的告诉我，政治的事少管为好，他是过来的人，知道它的厉害。当我和他们共相处了一个月后，他们逐渐的了解了我，慢慢的有人悄悄的来问我法轮功的事，还告诉我他们在国内偶尔得到过关于法轮功的邮电，知道一点情况，但不敢确切，现在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功的人根本不是政府讲的那样。他们出国能了解真象，真是幸运，那些永远不能出国的人，每天浸泡在党的环境里，受其污染熏陶，要认清党的邪恶谈何容易。即使有明白的人，也会害怕受到牵连。我真正的感到国内法轮功学员的伟大，在这样的一个残酷邪恶的恐怖统治下，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冒着生命危险走出来告诉人们真象，救度世人，令天地为之动容。

96年当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每天和父母到附近一个法轮功炼功点上炼功，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钟开始炼，那时父亲是辅导员，他和同修们组织了一次九天法轮功讲法录像学习班，来了很多人，将近两百人，有的从很远坐车赶来排队，希望坐在前面看录像。九天来，天天如此，座无虚席。看完后大家都不愿离开，在一起交心谈体会，人人都感到结识这样的高德大法幸运无比。我们还参加过一个公园里的炼功点的炼功活动，那儿每天清晨有两百多人在一起炼法轮功，什么阶层的人都有。这只是一两个炼功点而已，全国有多少这样的点啊，那么多人自觉的修心做好人，民族有希望了啊。然而这样的人群被共产党视为大大的危害了党的威信，党一贯要求人民对它绝对服从，它知道这次却征服不了这些信善信神，有头脑的广大群众，所以它不遗余力的要消灭法轮功，因为它在真善忍面前只有灭亡的命运，那就让世人等待它灭亡的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