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阴差阳错的年代，有很多错位的事情发生。感情错位，婚姻错位，逻辑错位，是非错位，……多了去了。”

“您能不能具体讲讲，比如，什么是感情错位？”

“人，正常的感情应该对自己的亲人有感情，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存有感激之情，但中国人被愚弄得把那个恶党比做亲娘，把那些流氓领导人当做大救星，而把亲人当成敌人批斗，这不是感情错位吗？婚姻以政治思想，阶级成份来划分，相爱的硬给拆散了，没有感情的，为了眼前利益硬成为一家人。人们的思维逻辑就更扭曲了，冤枉了你，你也要认罪，回头给你平了反，你还要千恩万谢。唉，在中共的统治下，整个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下面我举二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强加的内疚

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由技术员变成了工人，在厂里搞革新，实验室里搞实验，在医院里搞医疗器械维修，大约十来年。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归队回到原单位，才扣上这个不值分文的“工程师”小帽儿。

因为这时所有行业都戴上“师”字的帽子了，什么会计师、统计师、护理师、医师，都加上“师”字了，都是大帮哄，“师”已经变得不值分文，失去了在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尊严和价值。

话又说远了。我想讲的是在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下班时间，天阴沉沉的，突然下起了暴风雪，地上还有冰，路非常不好走。我一步一步慢慢走着回家。当我路过王处长的办公室时，她就站在门口喊我。王处长长得太高大了，身体有些笨重，这样的天气，在她是寸步难行，简直回不了家。我决定和她一起走，搀扶着她。说是一起回家只是个借口，那么多人，为什么偏找我？其实，她是想借这个机会和我说说话，再次表达一下她心中的内疚。

我搀扶着她一步一步的在雪地里探着路向前走，她又提起我被下放当工人的事了。她说，她不应该那样做，（我下放的事是她亲自批准的）她有多后悔，这么多年，让我吃了不少苦，以至于她一见到我就心里难受。

我仍然宽慰她：“下放的事是上面的政策，下放人员也是有名额的，象我这样的人，爱人出身不好，犯了大忌，又是女的，加上本人也是只管拉车不管看路的人，即使不是你，别人也会选上我的。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怨过你。” 我说的可不是表面上的安慰话，我从心里真的没有怨过她，我知道她也是没有办法。

她又说：“你再考虑考虑去中日合资企业的事，去了也能发挥你的专业特长。”这也是她提过多次的事了。那个时候，办个中外合资企业可是很新鲜的事，她提到的这个中日合资正是她爱人搞的，正在筹备当中，很需要象我这样的人去搞技术管理。按说，这是个好机会，人家也信任我，应该去。可是我不愿意去做，因为我知道她的用意，她是为了去掉心里那块心病，就是良心上所受的折磨。我不想做这样的交换。本来就不是她的错，我要帮着她解开这个结儿才对。

我对她说：“我下放多年了，有二个孩子，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再说，现在也不象年轻时那样肯学肯干了，不过是尽量做点比较熟悉的工作。当电工费力但不用脑筋，不负责任。干完活就没事了，也挺好的。”我又劝她：“我们年纪都大了，别老这么想不开。我们都处在这个年代，没办法，连右派都有名额，何况下放呢?”

我把她送到家门口，继续往家里走，心里想：“看她这么大个子，心眼怎么这么窄呢？连我都想通了的事，她还在折磨着自己，这不就是错位吗？本应该是我难过的事，十来年了，自己吃了不少苦，干这干那的，可是我没有为此埋怨过，早想通了。结果她倒难受起来了，这本不是她的错呀。”

你说，她心里的内疚自责不是恶党的运动给她强加上的吗？

第二个：一个消失的人

文革刚结束，有一天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有人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一回头，愣住了，这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儿好象在哪儿见过。见我认不出他，那人说话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林岩海啊。”我想起来了，忙问他：“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蹲大狱去了……”说完这句话就泪如雨下呀，蹲在地上，二只手捂着脸呜呜的哭起来了。哭了一阵子，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我越狱跑出来了，险些冻死在路上。”他一边哭一边说：“跑到东北老家呆了几年，这次跑回来是想找领导算账的。他们冤枉了我一二十年哪！把我的一生都毁了啊！”

这时，我回忆起往事来，那时候，公安局和单位保卫处的人揪着批斗他，对，就是他，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还清楚记得他大声为自己辩护，一口咬定：“不是我偷的，我没偷，我是冤枉的！”

原来是同宿舍的一个工人被派去苏联，为了壮门面，上面给他做了衣服、大衣，还配上照像机，结果这些东西不久就丢了。别人就认为是林岩海偷的，无论他怎么辩解都没有用，就这样，把他关进了监狱。

就在他被抓走一年后，真的小偷出现了。也是同一宿舍的人，当时他偷了这些东西用油纸包起来，埋在电线杆的下面。风声紧的时候他不敢露马脚，现在替罪羊被抓走一年多了，也没人提这事了，他就偷着到那儿把宝贝挖出来，带着东西回东北老家探亲。刚回到家他想先把东西卖了，换成钱，刚拿到市场上一卖，就有人买走了，其实已经有人跟踪了，那个买主是公安派来的。买回来脏物就是证据，可是这个小偷不知道，有了钱，找了一个年轻女人带回来。没几天，公安局就把他带走了。按理，这个时候应该把林岩海释放出来给予道歉，补偿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才对，但没有人过问。

劳改与判刑不一样，后者有期限，而前者必须是单位去人接回来，说单位要不去要人，就永远呆在那里。幸亏他活着跑出来了，这次就是找领导算帐来了。二十年来他九死一生，说着说着，竟止不住大哭起来，围观的人们默默的听着，找不到一句能安慰他的话，都觉得他太可怜了，失去的太多了，什么样的语言能抚平他心中的伤痛呢？

当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变了，他变得很平静，他告诉我：“单位给他四级工的待遇，让他看水泵。”其实，与他同样条件的人现在都是八级工了，儿女成行了。二十年哪，他的青春消逝了，身体被折磨得一身病。而这时的他，没有了怨恨，没有了委屈，在他心里头，有的是那些死去的劳改犯，还有正在执行中的劳改人员，这样一对比，林岩海很是知足，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被冤枉了二十年，但一旦给他一点好处，他便找到了平衡支点，这种自我麻醉的思维逻辑，终于使他能够平静的生活下去。

中共奴役中国人这么多年，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错位的事比比皆是，而根本的错位是人们的思想错位，他们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不去想一想，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是代表人民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服服贴贴的被它愚弄？而是找一个能使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继续怀着错位的感情被它欺骗着，迷惑着，好坏不分，干着坏事，犯着罪，自己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