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应当理解到：文化对于历史起着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忽略文化内涵的历史解说，不仅是苍白的，而且也是不准确的。

再举个例子说：《后汉书·张衡列传第四十九》记载张衡对崔瑷说的一段话：“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张衡是东汉朝代的历史人物，也是著名的科学家，还发明地动仪。那么，他预言汉朝有400年的寿命，依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西汉末年，著名大儒扬雄模仿《周易》，创作《太玄》；可见，扬雄深通易学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并且依据易理独创新的太玄文化内涵，在和易文化的“意言象数”各个内涵层次上足以并肩的地步，成为易学个人独立神造的奇迹。原本，人们只是知道上古传来的阴阳八卦的内涵，已经神奇得无法理喻了。正是有此文化奇迹，使得人们更能理解到“易道广大”的的真正的文化内涵，是对于人类文明的直接的贡献。那么，汉朝有此文化之盛举，不足以使其国运昌隆吗？扬雄在世的时候，汉朝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难道不会再增加200年的历史吗？所以，汉朝当有400年的寿命。这就是《太玄》的贡献。历史证明张衡的预言是准确的。当然，更何况汉朝的其它的文化胜事，亦是多多，大家不是很明白吗？！

实际上，在易文化中，也记载先秦三代都有这种变化的过程，如夏朝叫《连山》，商朝叫《归藏》，到了周朝才叫《周易》，只是由于前二者失传而无法做比较。但据说留下的《连山》、《归藏》的64卦的名称，和今日《周易》留下的卦名差异很大，亦足见当时易学各有不同。而周朝之兴，不亦是文王演易，开领新易文化的结果吗？这说明易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每一朝代都有新的易文化的认识和发现。每一个朝代的到来，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不过，汉朝以后的易文化的变化及影响力，已经比不及汉朝前的历史影响。这个也有深层的历史的及人心变化的因素造成的现象（须另详研）。而至于谈到易文化的来源，从现在比较能理解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是来自上古的史前文化。

所以说，高层次的文化的传入人间，会直接贡献于人间，使得社会、国家、人民都受无尽的大益处。返回来看，《洪范》从大禹时代传出，因其文化的高深，指导了夏商周三代，夏有400年，商有600年，周有800年的历史寿命，不也是一种神传文化造福人类社会的体现吗？这其中的思想也符合“天人合一”的内涵。

那么，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文化现象中，还有其它类似的情况呢？笔者认为是有的。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有诗句：“圣籍神皋寄所思”，不亦言及这个土地与文化的神圣吗？又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進，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出《金明馆丛稿二编》）不亦中乎？

综上而言，神传文化给予人类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其中包括了对于历史、社会、人心道德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这是历史研究的必然课题和内涵的指引方向。历史与文化的内涵，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体的。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道路。

丙、关于考察并纳入一些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内涵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是半神文化，流传下了许多丰富的神传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所以，我们认为有些古代文化中的高层次的内涵是可以纳入现今的研究；而低层次的或者低灵的东西则属于排斥的对象，因为那是一种心性及内涵上的干扰及伤害。

A、阴阳、五行、生克变化与生长消息

“阴阳”、“五行”是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占有极大分量的内涵。现今，人们，尤其是物理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其科学内涵。但这也主要局限在物理学范围之内。这说明，现今的科学理念中的分学科的概念，一直在禁锢人类的思维。这种分学科内涵在“天人合一”的事实面前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观念的局限或者定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不敢把“阴阳五行”作为宇宙中的规律内涵纳入历史研究，正是证明了“天人合一”真实内涵的缺失或在人心的变化表现，使得历史的真实被相当的或者严重的掩盖。

“阴阳”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五行”，但在古代却经常并提，可见二者在古代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由于二者有内涵的层次上的差别，遂亦并提以便比较其历史作用，署此妄论己见，以备大家参考。

关于“阴阳”的内涵，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周易·系辞》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阴阳是由太极生成的，而阴阳又生成四象、八卦。也就是说，阴阳的理低于太极而却高于并指导四象八卦的理。在佛家中，也谈到极微观的宇宙物质中的“佛性”与“魔性”问题。李洪志先生在《精進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讲道：“在很高、很微观的宇宙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这也是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在宇宙一定空间层次体现出来的两种物质存在形式。从上往下、从微观至洪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两种性质的物质，随着不同层次的法的表现状态，表现越不同，差异越大。从而产生了道家所讲的，阴阳和太极之理。”那么说，阴阳的理是有深刻渊源的宇宙物质来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在影响着人类社会及历史的变化。

这一点，北宋大儒邵雍就将其运用到其历史研究中了。如：阴阳的理在地球（北半球）的天气变化表现在四季：春夏秋冬。春，阳初生渐长，阴由强减弱；夏，阳全盛；秋，阴初生渐长，阳由强减弱；冬，阴全盛。这里就表现了阴阳运动的“生长消息”的规律。也就是说，不仅只知道阴阳，还要搞清他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進一步理解历史的可能变化轨迹。于是邵雍说到人类的历史，也有此说法：伏羲氏三皇时期如同春，黄帝五帝时期如同夏，夏商周三代如同秋，春秋战国时期如同冬。这个概括虽然粗略了一些，但有一定的道理，也比较准确的表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变化。那么，部分的运用于历史的细节研究，笔者以为当是可以的。（“生长消息”应当是“生克变化”的一种表现吧。笔者补注。）

再例如，邵雍评价春秋五伯：“秦缪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过，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会诸侯而为楚所执，不足论也。”（《观物外篇》）就是通过历史的事件分析表现了一种道德的或者功过的变化。这个评价，也是历史事件及社会道德变化的轨迹。那么这种道德的变化和阴阳的变化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呢？笔者认为是有的，也是很值得借鉴的。读者可参看吾文《浅谈邵雍的历史观》中的表格。再如，这个规律，在唐诗的文风内涵的变化上的研究，笔者认为也是可以借鉴的。

实际上，阴阳的理在人类这个低层次的中的表现，也不只是单一的“生长消息”的变化，也有“相生相克”的理在。现今大家比较熟悉的具体的“生克”的理，是来自五行文化中的表述：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这种生克变化的理，在古代中医的实践里，屡屡验效。但从高层次的理来看五行生克，则显得和阴阳变化的理相比就比较复杂了。而且五行的内涵和范围（即在太阳系之内）则显得相对狭小，限制其对于历史的真实的解说，举以下例子：

清朝王用臣依据赵宋时期的大型汇书《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总序》，撰写了《续幼学歌》，有一首写道：

太昊木德炎帝火，黄帝土分少昊金，
颛顼为水帝喾木，唐火虞土夏舍存，
商水周木相生说，秦水汉土后汉火，
魏土晋金宋为火，齐木梁水陈土纪，
后魏水今后周木，隋为火德唐土纪，
后唐仍土晋为金，汉水周木宋火是。

用今日白话解说就是：

太昊，是木德；炎帝，是火德；黄帝，是土德；少昊，是金德；颛顼，是水德；帝喾，是木德；唐尧，是火德；虞舜，是土德；夏禹，是金德；商朝，是水德；周朝，是木德；秦朝，是水德；前汉，是土德；后汉，是火德；魏朝，是土德；晋朝，是金德；南朝宋，是火德；南朝齐，是木德；南朝梁，是火德；南朝陈，是土德；北朝后魏，是水德；北朝后周，是木德；隋朝，是火德；唐朝，是土德；五代后唐，是土德；五代后晋，是金德；五代后汉，是水德；五代后周，是木德；宋朝，是火德。

这就是著名的五行配国朝（即：五德始终说）。后人对于此说颇有异议，而且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的比配没有，宋朝以后的比配也没有等等问题，难以解决。当然这些也涉及到国朝中的皇家的忌讳，使得在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受到限制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即使已经比配了五行的国朝，里面也有许多争议之处，如：

“正统汉祖以断蛇之符，上系成周，是为火德，起自沛中，旗帜皆赤。至文帝时，鲁人公孙臣推终始之传，谓汉承秦，当用土德，土德之应，黄龙当见，宜改正朔，服色尚黄。时丞相张苍引河决金隄，以为汉当水德，以十月为正，其色外黑内赤，遂罢公孙臣之议。明年黄龙见，成纪乃用土行，改历服色，而贾谊亦以为然。孝武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盖以秦为水德，据汉土而克之，从所不胜，遂顺黄德。”（《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总序》）

意思就是关于汉朝比配五德（即五行），在汉高祖时，认为是火德；在汉文帝时，先是采用丞相张苍的说法用水德，后又采用公孙臣的说法用土德。

这表明五行配国朝，还是有所变化或者不够准确。笔者以为上古三代以前可能较合理，有一定的可行度；但从春秋战国开始，则可能不准确了。因为中土国朝的文化来源开始受各种思潮之影响，人心有较大变化，另外尤其是另有印度佛教的传入。总的来说，当是因为五行本身的内涵的层次较低，不能解释高层次的来源吧。即，内涵的层次限制了解释的广度、准确度。

那么，阴阳也当有这种生克的理的关系在。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老子·第2章》）如：人类社会有男必有女，有善必有恶，有好必有坏，有为公必有为私等等。”李洪志先生在《精進要旨·为谁而修》中讲道：“其实，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就存在着一个理，叫相生相克，所以有好的就有坏的，有正的就有邪的，有善的就有恶的，有人就有鬼，有佛就有魔。人类社会更是这样，有正的就有反的，有提倡的就有反对的，有信的就有不信的，有好人就有坏人，有公心的就有私心的，有舍己为人的，就有不择手段为己的，这就是过去的理。所以一个人，一个集体，以至一个国家想要做成一件好事，那么就会有一些同等大小坏的阻力，成功后才觉的得之不易，才会珍惜，过去人类的发展一直是这样（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 ”

这些“阴阳五行”所表现的各种运动变化规律，对于人类至今仍是个迷。而高于“阴阳太极”的理，其变化运动规律，更是只有高层次之修炼人方能认识到，看得到的。所以，展现真实历史的困难也在于此处，同时也使人充满迷惑。就看人相信的是什么了。

B、数、干支与历史推算

《汉书·律历志第一上》曰：“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作为一部留存下来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给予后世史家写作作了极大的楷模作用，也引起更多的史学理论的巨大发挥。但有一点，大家都是肯定的：孔子写作《春秋》就是为了辨别人心善恶。至于关于《春秋》的按时间顺序编写的体例问题，《汉书》就有了上一段落的议论。也就是说，时间编年表现了“天时”的内涵，也即表现了“命”（包括阴阳变化的规律）的内涵，也就是时间表现了“天命定数”（定命），这种天命定数直接和“人道”（即，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相对应、相感应。

例如，大概的说法，《汉书·天文志》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也即，天运在人类社会的变化状态是30年一小变，100年一中变，500年一大变。这种说法，奠定了后来北宋邵雍他自创的“元、会、运、世”的运算历史的方法。“元、会、运、世”中的基本说法如下：

1世=30年
1运=12世=360年
1会=30运=360世=10800年
1元=12会=360运=4320世=129600年

易学家潘雨廷《读易提要·邵雍〈皇极经世书〉提要》中认为：“按邵子之历以十二、三十相间为周期。十二者，地支也；三十者，天干之三周也。故其犹本六十甲子。”言之甚确，只是要补充的地方是：这个“以十二、三十相间为周期”的规律，不仅和六十甲子有关，也和“年月日”的历数有关，即每年是12个月、每月是30日（平均的）；所以，这个周期规律也来自每年分12月的历法。这个就尤同把“年”当作“日”，则30之数合如“月”，得1世是30年；再把“世”当作“月”；12个“世”则得1“运”（这个“运”可比做“年”）。余下可类推。打个比喻，就是地球绕太阳转的时间单位是“年”；太阳绕银河系的时间单位可能就是多少多少年为一个单位了，象“运”“世”包含的年数一样；而银河系绕更大的天体（现在说的总星系），其时间单位更大，如同“会”“元”一样；当然，实际的数字是很大的，用“元会运世”还是太小了，但对于这个时期一万年内的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变化的研究，这些数字范围已经足矣。[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汉朝扬雄《太玄》也有类似的地方：《太玄》凡有81首，729赞，每赞为半日，那么一年之数还有余，则另补《踦》、《嬴》两赞以足一年天数。笔者补注。]

从以上这些时间与历史的关系的论述来看，时间的内涵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关于历史时间的具体记录；二、则是历史时间的周期律变化的内涵的研究。只有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于历史时间与历史文化的内涵关联起来，也使“天人合一”内涵规律得到升华或者深入。因为这些规律涵盖的意义直接与阴阳甚至更高层次内涵的宇宙天体运动的理密切相关的。

这个首先涉及到记录历史时间的“天干地支”文化。现在考古认为干支至少于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完整出现了。一般来说，记录时间的顺序主要表现在数字的表达上；但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干支记录时间的历史使用作用一直在中国古代起主导的地位，甚至比用数字来表达更广泛，更有直接的特色。因为，首先，他体现在干支的文化内涵上，并远远超出数字的文化意义；其次，则是干支表现出一种历史或者时间的周期性。

可以举例子说：干支的文化内涵体现在：

1、天干是10進制；地支是12進制。同时，天干的文化与数字五，地支的文化与数字六都是紧密相关的。
2、天干地支都可以配五行。
3、天干地支配阴阳五行以后，有一些生克变化的规律（包括生长消息）可以展现出来。
4、大家熟悉的，地支配动物：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等等。
5、干支作为时间的内涵，可以直接运用到不同层次（相对于人类能认识到的）的物质空间。例如，可以运用到人体内部的时间场；可以运用到年、月、日、时的四个不同层次的时间场。
6、天干地支的组合，形成六十甲子规律。等等。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干支的周期规律性表现在三种：十、十二、六十。就以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关于十的规律，如中国的西元纪年当中逢9的数字之时，则必有大事发生，象1919年、1929年、1939年、1949年、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1999年等等（2000年以后的情况不属于此例）。关于十二的规律，则与太阳黑子爆发的周期年数相近。关于六十的规律，也和中国大陆的洪水变化期年数、虫灾的发生期年数相近。实际上，可以找另外的一个例子，表现在女性的月经周期律和月球的近地周期律，也是相关的、对应的。

由此，我们也看到，这些周期律的表现在与人类社会及与人类较紧密关系方方面面的事物的变化之中，人们都是可以体察得到的。这里就是一种生克或者类似周期运动规律，形象一些就好比春夏秋冬的周期变化。

而我们知道，干支不仅有关于数字的内涵，也超出了作为西方符号文化意义的数的内涵。至今，西方文化的数字的内涵，主要是一种抽象出来的符号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数值的记录上，另一部分是一种抽象出来的符号运算。这种所谓的“抽象”，很接近现在的哲学意义中关于人类思辨说法，也就是说，这种“抽象”直接是人将事物观念化以后、概念化以后，将其固定在某一个具体的意义范畴之中，而永远无法与其范畴之外的事物产生任何物质上的联系或者感应等等。这就和宇宙中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事实、“天人合一”的内涵背离了。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数字更接近人类的观念再造，而非宇宙、物质、时空和生命的“天人合一”真实事实的直接表现，而更接近人类观念制造出来的物质世界的假象。在这里，观念改变了人心，使得人心及人的观念只是接触到观念制造出来的虚幻假象。由此，我们看到，干支的意义与内涵，远远超出符号文化意义的数字的内涵了，也证明了，神传文化的意义深入到中国文化及历史的方方面面，部分的在一定层次的内涵中揭示出历史的整体真实现象。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意义，直接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记录与推算之中，这对于历史的内涵的认识，既是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历史现象的真实规律的反映。这是“天人合一”（或者半神文化）的科学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