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威望与力量。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崩坏，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道德却开始衰败的时代，诸侯国也因各自的经济条件不同而区分出强弱大小。诸侯多不依制度行事，以“力”治国代替以“礼”治国，各国互相竞争，皆致力于寻找强国富民之策，以求问鼎天下，代替失势的周室治理四海。

在政治上，春秋五霸先后崛起，统领诸国结盟抗敌，此时诸侯还尊周室为共主，权谋中多少仍讲仁义；而后战国七雄并立，杀伐大起，互相兼并，演绎着兵争天下、王者治国的人世规则。在思想方面，诸子百家竞起、各种学说纷陈，治世的、治国的、治人的、修身的、利他的，不一而足，真修大道也在其中，此时出现的道家与儒家思想成为后世的思想主流，影响着神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城镇发展与建设方面，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政治上的竞争与动荡等原因，带动了城镇建设的发展，除了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改建外，各地也持续开发新城。春秋战国时期在神州大地发生了第二次的造城风潮。

第二波造城运动

封建制度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而逐渐瓦解，工商业由官营开放为私营，出现的商人阶级在利之所趋下，“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篇》），商业活动热络促進城镇建设的发展，因为领主乐于加强建设以吸引更多工商前来交易，好坐地收取可观的税金。

另外，与封建制度结合的土地公有制也逐渐失灵，土地所有权逐渐可被封建主以外的阶层拥有，富裕的商人阶级收购土地，除了出售农作物外，也设立市场以供附近农民交易货物。本来根据《周礼·地官·遗人》，周朝制度“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工商的自由化促使城内乡村普遍开设市场以获取利益。位于交通枢纽的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城市。

社会的动荡也是兴建城池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战国战乱频传，两军交战动辄殃及百姓的身家财产，筑有城墙的城池便成为附近百姓躲避战火的堡垒，各国因此广建城池以自卫。一些诸侯国之间过去荒凉的边界地，原来约定互不使用，在动荡时期也兴建起堡垒以巩固势力范围。封建制度瓦解后，各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取而代之的是郡县的创建，设立郡守或县长来治理当地，如此作为行政官署的城池便应运而生。

除了具有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的地点被有目地的选为城址外，具经济性的聚落点也逐渐形成商业性的城镇。战火虽然摧毁了许多小国古城，新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随之兴起。据今人估计，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城市从四百多发展成千余座左右。到秦国统一中国后，将幸存的各国城邑改为郡县，尚得八九百个郡县之多，可知春秋战国的兵纷马乱并没有阻碍城市快速发展的趋势。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城镇数量增多，原有都城的规模也不再遵守礼制的规范，各国竞相建设国都以展示其强盛的国力，其作为区域中心的重要性也使之自然成为商业交易的重镇。西周时期以王城方九里（约10.4平方公里）为最大的城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三》）超过王城规格的诸侯都城比比皆是，如秦都雍城与咸阳宫城、鲁都曲阜、齐都临淄、魏都安邑、赵都邯郸、燕下都等，其中燕下都的面积更广达32平方公里。

城市的扩建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追求利益与躲避战乱等原因促使人口往城市集中，在礼制下设计的城市大小为能住2万人的子男城，在春秋战国是“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墨子·杂守篇》）。若一家以五口计，等于在面积不变的城市里多了一倍半的居住人口，其拥挤与衍生的问题可想而知。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居住问题，此时蓬勃发展的诸子百家也各自提出了解决之道。

诸子百家有关城镇建设的思想论述

辅佐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对强国富民和城镇的选址建设作了许多阐述。他开宗明义的指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良好的自然环境或坚固的城池并不是真正保障国家的利器，全国上下是否能遵循道德而行，才是个人乃至整体存亡的关键所在。

但毕竟社会已经败坏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称王，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左传·襄公九年》）的程度了，在推行道德的同时，也要加强防卫措施来避免外患，兴建城池是最直接的方式。而选择具有自然屏障、重要资源或特殊意义的地点，则可以降低建立城池的时间与成本。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审分览》）中国自古以来的“择中”思想，依然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所承传。所以荀子认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而随着商业的发达，通过经商快速累积财富，造就富可敌国的商人阶级，也使择中思想不只适用于政治性城池的选址，更延伸至商业性城镇的选址上。

范螽助勾践复国成功后，辞仕经商，埋名隐姓到陶（今山东定陶附近）这个地方，“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螽是修炼人，容易了解世务的本质，他在陶地亲自耕作，经商公正，虽累积巨富仍有贤德闻名于世，人尊为陶朱公，后世遂以之为富人的同义词。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追求的是霸业。管仲认为要成霸王，领土要选择在“不倾之地”，就是土地肥沃，左右有山林屏障、附近有大川水泽经过之地，才能“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国家的组织结构亦如中国传统的空间观一样，由小粒子组成大粒子，一百户人家组成一个里、十个里组成一术、十术组成一州、十州成一都、有十都就成为霸国。上好的土地以每边80里大小的面积为一单位，在其上可以建立万户人家以上的国都一座、千户以上的都市四座；如果土地属于中等，则每边边长要延伸成100里；若土地属于下等，则需要每边120里大小的面积，才能设置一座万户国都和四座千户城市。

天下之中毕竟无法人人有份，所以各国诸侯的国都选址，就得在其领土之内寻找合适条件的地点。“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管子·承马》）根据管仲的想法，一国之都最好建造在大山的山脚下或大河边的高地上，不要太高取水才便利、不要太低来避免水患，还可以依靠自然地势作为防御设施。这样的地方未必能有方正平整的理想建地面积，所以管仲认为城的形状也不必拘泥于先王之制的正方形、其中的道路也不必一定开辟成直线形，而是可以依据自然地形作有机的伸展。这个观念打破了以四方形为城池定规的传统，开创了中国城市形态的多样化。

城的大小除了要与居民人口相称外，还要考虑城外腹地的比例，因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定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权修》）。如果城市大而城外的腹地小，产出的粮食就无法养活适量的城市人口；而城市居民少的话，就无法培养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城市的安全。

城镇采封闭式建筑，亦即用层层的墙将各个区块包围起来，设门户作为出入口，并配合赏罚分明的严刑峻法，使百姓远离淫乱是非之地，避免犯罪的可能。城内实行功能分区与职业分区，“凡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管子·大匡》），使同类职业聚合一起，除了利于彼此切磋以增技艺外，也利于经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与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形态，由于政治与地域的分隔，一如其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时代风格，逐渐形成以各国国都为中心的区域生活圈，并各自发展出形式不一的城市形态与建筑风格。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拥有的天然资源不一，得以发展各具优势的货物，地区间物资交流频繁的结果，促使水陆交通运输系统四通八达，商旅和军队往来各国之间，也间接的促進各国城市建设的攀比。

齐国首都临淄紧邻淄水而建，根据考古发现由大小二城组成，城墙非典型的四方型，乃呈不规则状，应是齐相管仲的设计观念“城郭不必中规矩”的具体实践。临淄的大城是居民生活区，小城是宫殿区，但不在大城中间，而是在其西南边，以城墙相邻，二城的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在当时的诸侯国都中，属于中等大小的首都，在战国中期的人口统计达7万户，因为地利的关系以鱼盐之利致富，发达的工商业闻名当代。

鲁国首都曲阜呈椭圆形，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北有条东西向的排水河道，城内中央有大面积（长550宽500公尺）的土台遗迹，高达10公尺，应为宫殿遗址，有条南北向的道路作为中轴。市场在城北，其附近散布着各式手工作坊，符合“前朝后市”、“工者近市”的制度。由于鲁君是周公旦的后裔，相对来说保存了较多的传统典范，所以以文风鼎盛闻名，是当时著名的文化都市。孔子就出生于鲁国曲阜。

齐鲁的国都在西周初期就存在了，郑国与晋国的首都则是進入春秋时期左右兴建的城市。郑都新郑（韩灭郑以后也迁都于此，故又称韩郑故都）位于二河交会处，平面呈不规则状，由东西二城组成，西城是宫殿与官署区；东城较西城大二倍，聚集多种手工作坊，郑国以冶炼扬名，新郑是当时善于制作刀器的工业城。晋国首都新绛（侯马古城）也位于二河之间，遗址分为六个大小不等的城区，其中发现大范围的铜器作坊，城外建有离宫。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也和郑晋首都类似。

楚国首都郢都（今荆沙市江陵城北）的遗址呈长方形，由于城内有二条河流经过，在城门的设计上除了五座城门外，也规划了二道水门，便于船只通行。宫殿区位于城东南，东北和西南为手工业区，楚国的特产是漆器。魏国首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产盐闻名，是接近战国时期才兴建的城市，遗址由二个城区组成，正方形的小城位于大城中央，为宫殿区。

秦国前后有四个首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城南）呈长方形，城内有南北和东西向各四条道路、东北边有一座用土墙围起的市，墙的四面各开一门。城里发现多处宫殿遗迹，规模之大，以致西戎人在观赏过后感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最后迁都咸阳，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后灭亡，在约150年当中不断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其详细情况将于下一章進行阐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特点

一般说来，这个时期建立的城池大多选在依山傍水之处，一是伐薪取水方便、二是以自然屏障作防御。城池的形状多呈不规则形，依地势而变；城都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包围，外面还有挖掘护城沟壕。城内实行功能分区，宫殿区多位于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以俯瞰之姿矗立其中；市场、作坊和居民区则没有一定的布局限制。根据史书记载，秦每灭一国，就在其首都咸阳北阪附近仿照该国的宫殿样式，兴建一座相同的宫殿作为纪念。现在已无法清楚的知道各诸侯国建筑形式的差异为何，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流行于各国的建筑时代风格为“高台榭、美宫室”，也就是在高大的土台上兴造高层木结构建筑，宫殿则极尽奢华的装饰着。

把宫殿建在夯土台上，起初是为了防潮，仅高出地面1公尺左右。但后来各国竞相修筑高大的台基，在土台上的宫殿也由单栋建筑扩大到整个建筑群组，木结构建筑往高层发展，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创建，使城市的轮廓线发生了变化。战国时期的各国建造了大量高台宫室，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十几米的土台，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马晋故都新田遗址中的夯土台，面积为75x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架建筑因为战争的关系早已不存在，只能从出土的文物上装饰的图纹推测其高大庄严的气势。

斗拱的发明与木结构建筑的成熟

高层木结构建筑的出现归功于斗拱的发明。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构件，斗拱的种类繁多，一般位于梁与柱之间，承上启下，将屋顶和上层结构的重量经由柱子传到地面；由于斗拱的置入，使建筑物得以稳固的向上搭建。此外它使屋檐得以向外延伸，除了可以遮蔽更多的空间外，也使屋檐的造型更加优美多变。斗拱与梁柱或饰以色彩、或刻以图案，使木结构的本身也成为一项艺术品。

相传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工匠鲁班发明了一系列曲尺、锯子、墨斗等建筑用工具，促進了营建技术的進步与质量的提高。当时铁制工具如斧、锥、凿等已经相当发达，也普遍使用筒瓦和板瓦在宫殿建筑上，并有在瓦上涂抹朱色的例子。

分久必合，秦统一天下，结束五百年的分裂局势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制崩坏而导致精神文明的迷失，出现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混乱纷争，在重新寻找定向与出路的尝试上，列国君主采取的是掠夺与享受的决定。战争在当时来说是最快最直接的掠夺方式，通过攻占城池可以获得人民和土地。根据史书记载的战役来看，战胜者动辄每下数十城。新的统治者在占领城池后，大多不会進行破坏，而是将之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出于夸耀与享受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权势，诸侯们竞相建造华丽巨大的宫室、开辟地下冷藏室、还在城外修筑离宫庭园等等。另一方面，宫室庭榭这些无益于国防民生的庞大开支也成为识者测度一国国力虚实强弱的指标。所谓“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管子·八观》），因为连年的争战已经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于维持军队与城池防御设施的建设上了，若当权者再不体恤民力，无节制的营造宫室专供自己游乐，必然加重人民税负与徭役的负担。百姓若无法维持生计，别说克敌制胜，甚至连遵行号令固守城池都难以做到，那么离城危国亡也就不远了。

春秋战国的历史的确走到了这一步。上下相怨、左右互攻，道德败坏到不行。秦的嬴政于西元前247年继位为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在这之前，他的祖先已经将周王室灭了，留给他一个强盛的国家去实现一统天下的野心。他以吕不韦为相，展开吞并天下的战争。自秦始皇兵征六国开始，天灾频繁出现，瘟疫、彗星（古人以彗星出现为凶兆）、地震、蝗灾、旱灾、饥荒、气象反常等等，伴随着秦始皇胜利的步伐频繁出现。秦始皇13岁为王，即位26年后统一天下，结束了五百余年的分裂状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战争暂时平息，苦难却未曾停止。

小结

综观周朝八百年的城镇发展，是与其时代的文化背景和道德标准相对应的。周初進行封建与礼乐制度，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虽然无法称得上大同世界，但社会井然有序，百姓生活安宁，也可算是小康社会。城镇的建设依照制度而行，等级分明、规矩平整。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并立，思想上百家齐放，反映在城镇建设上也呈现多样性的扩张与发展。两周时期出现中国首部城市建设的典范制度与选址理论，对后世的城市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资料
《论城市内涵、起源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第一个高峰期》柳思维
《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傅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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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秦与各国都城的比较研究》徐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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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周礼注疏》，李学勤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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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史念海着
《考工记》设计思想研究，肖屏着
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杜勇着

《管子》中有关城市建设的段落

“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管子·度地》）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承马》）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干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干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着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

“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困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灸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管子·八观》）